當下,以新一代信息技術持續突破為主導,融合新能源、新材料等先進技術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將會帶來制造范式、組織模式和產業結構的深刻變革。
梁正、李瑞于2020年《科技導報》第14期刊發了《數字時代的技術-經濟新范式及全球競爭新格局》一文,概述了數字時代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特征,分析了數字技術和現代制造技術相融合帶來的全球競爭新格局,探索中國“平臺型”數字經濟產業創新生態的實現路徑。 為搶占全球產業科技競爭制高點,世界各國均將融合了數字技術和先進制造技術的“智能制造”作為戰略重點加強部署,以產學研協同為核心的產業創新生態系統構建是各國競爭的焦點。 立足于本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獨特背景,世界各國形成了不同的制造范式和創新生態系統模式,中國憑借在消費互聯網時代積累的市場和技術基礎,逐漸探索出了“平臺型”產業創新生態系統模式,并有望在“新基建”布局和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的推動下,迎接數字化時代的真正到來。
01
數字經濟時代的技術-經濟新范式
技術-經濟新范式是指在通用技術獲得關鍵性突破后,相互關聯的“技術族群”大規模涌現,以革命性的速度產業化、商業化,并大規模向各個產業滲透擴散,引發生產方式、組織模式、商業模式等一系列變化,并最終導致整個社會-制度結構的變遷。
當前,各個領域顛覆性技術層出不窮,前沿技術領域呈現多源爆發、交匯疊加的“浪涌”現象。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呈加速趨勢,并呈現出“一主多翼”的演進格局。
“一主”即以信息技術深度和全面應用為特征的技術革命迅猛發展,帶動應用領域的創新突破以及新業態的不斷出現,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縱深發展。“多翼”指新能源技術、材料技術和生物技術等新技術創新發展。
當前這場在全世界范圍內正在發生的、源于數字技術突破的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呈現以下特征:第一,數據成為一種關鍵性生產要素全面嵌入經濟體系中。數據作為關鍵性生產資料,能夠有效驅動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網絡共享、協作開發及高效利用,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新動能。第二,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突破式創新與先進制造技術深度融合,新的生產制造范式出現。
21世紀以來,以5G為代表的通信技術、以物聯網為代表的網絡連接技術,和以人工智能、云計算為代表的計算技術和處理技術持續取得突破性進展。這些技術具有典型的通用目的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屬性,發展呈現網絡經濟特征。
多層次、多領域的技術創新相互融合、滲透、拓展,孕育形成了新的技術系統,成為促進設計、工藝、裝備、管理、服務全面升級的重要力量。制造活動不斷向智能化、網絡化、綠色化方向發展,催生了以精益生產、柔性生產、敏捷生產為代表的新制造范式,實現生產效率、產品質量及經濟效益極大提升。
第三,數字經濟改變了傳統的生產組織與社會分工模式,產業科技創新生態被重塑。
隨著制造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升級,基于互聯網的平臺經濟體作為資源整合者(上游)、基礎設施供給者(中游)、需求創造者(下游)正在加速重塑整個產業鏈,形成以最終用戶需求為導向的數字化產業創新生態系統。
新產業創新生態系統類似于進化論中的“生態群落”,是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核心,聚合眾多創新企業、為滿足最終用戶差異化需求形成的自組織共同體。
隨著產業界限日漸模糊,產業深度融合,新興業態不斷涌現,全新的產業體系逐步出現,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02數字經濟中的全球競爭新格局
隨著制造環節的價值創造能力提升,產業價值鏈“微笑曲線”將逐步向兩端拓展,全球產業競爭格局面臨重塑。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才是保持國家核心競爭力和實現經濟健康發展的根基。
全球“智能制造”戰略布局世界主要經濟體均在智能制造領域加強戰略部署,利用科技創新進一步推動產業升級,提高國家競爭力。基于產業基礎、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社會文化體系的差異,各國推進“智能制造”戰略的路徑有所不同。01美國“先進制造”發展戰略美國注重發揮互聯網、信息通信、軟件等優勢,通過國家戰略“自上而下”重塑制造業。美國“先進制造”國家戰略的核心落腳點在于通過開發新技術、啟用新產品、創造新產業,以此擴大就業,確保有彈性的供應鏈和強大的國防工業基礎。02德國“工業4.0”發展戰略
德國作為傳統的工業國,“工業4.0”戰略的支點是制造研發領域的強勁優勢。區別于美國利用互聯網對制造業支配的戰略模式,德國希望用“信息物理技術”升級智能工廠中的生產設備,“自下而上”改造制造業。
通過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更新和優化生產、提升信息通信軟件方面的能力等,充分挖掘新一代信息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的潛能以確保經濟活力,并通過與傳統競爭優勢相銜接確保工業長期領先地位。
03日本“互聯工業”發展戰略
日本對于未來工業的愿景構想,是與整個社會變革聯系在一起的。2017年,日本提出“互聯工業”(connected industries)戰略,采用“平行關聯”,將人、數據、技術、設備相互連接,提高附加價值創造,在人才不足情況下保持現場力,構建“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導向”“以人為本”的新型產業社會。
中國融合范式選擇及現實困境
以2015年國務院發布《中國制造2025》作為開端,“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戰略被正式提出,自此中國按下了數字技術融合實體經濟的快車鍵。
經過近些年的實踐探索,目前中國制造業的轉型路徑日漸明朗,即以掌握GPT技術的平臺企業為核心,布局物聯網、大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等新型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新基建”),為制造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必要的智能化支持與服務,實現生產運營全過程數據貫通(短鏈)、生產資源全要素網絡協同(中鏈)以及生產活動全場景智能應用(長鏈)。
然而,當前中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深度和廣度不足,瓶頸亟需突破。具體表現在:
第一,實體經濟發展整體水平不高,融合基礎薄弱。
實體經濟發展的根本性問題無法僅僅依靠數字化、智能化的方式解決。實體經濟的發展和壯大,從根本上要靠科技創新和體制變革。此外,由于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各行業面臨的轉型升級短板和瓶頸并不相同,智能化應用要考慮到各產業的實際情況。
第二,核心技術缺失,存在受制于人風險。
當前,中國發展數字經濟的基礎理論和關鍵技術較為薄弱。核心技術的缺失,導致在面對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時容易受制于人。
第三,現有數據難以支撐數字經濟發展需要。
目前中國工業大數據采集能力薄弱,數據標準化難度大、成本高,數據開放、共享和交易機制缺失是制約大數據行業應用及技術提升的主要原因。種類少、低質量的數據以及數據預處理能力不足會直接導致建模分析結果無法利用或者產生更為嚴重的后果。
第四,法律法規標準、保障制度滯后于產業發展。
業界對數字經濟概念、內涵、應用模式、智能化水平等難以達成共識,不同行業既有的標準化和法律法規與快速發展的數字經濟不銜接,包括無人駕駛、AI醫療等在內的多個領域均沒有現行制度可供參考。
03數字時代產業競爭核心——產業生態塑造能力
數字經濟時代是知識創造的專業化分工時代,產業生態能夠高效實現知識的遷移、互動、擴大和演進,是孕育科技創新的肥沃土壤。同時,生態系統內主體間良性競爭、協同創新能夠導致生態系統不斷迭代演進,進而提升整體競爭力和韌性水平。
產業創新生態系統是按照知識經濟規律“進化”而來,是多元主體協同共生的“最大公約數”,具有生態經濟型和環境適應性。
世界各國產業生態系統構建模式
數字經濟時代的特征屬性要求將產業生態塑造能力作為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圍繞產業生態系統能力塑造的競爭日益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是世界主要國家在實施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融合戰略中的普遍做法。
01美國:聯盟組織為著力點
美國在推進“先進制造”國家戰略中,采用聯盟方式推動“制造伙伴計劃”(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AMP),通過公私部門合作,從基礎研究中找出具有長遠競爭力的技術,大規模整合價值鏈上相關企業,促進更高效率的技術轉移轉化;同時,通過聯盟的力量提供測試場域、影響各組織制定標準的流程和走向,形成整個產業的強勁競爭力。
02德國:龍頭企業為核心
德國“工業4.0”戰略實施中,龍頭企業是戰略推進的核心。博世、西門子等大型制造企業提供技術與解決方案,占絕大多數的德國中小企業以聯合方式參與創新研發并分享成果,工業4.0標準化委員會(SCI4.0)則負責4.0技術與理念的推廣、國際標準化的推進。
03日本:行業協會為特色
日本政府和企業共同建立了支援體系——行業協會,實現產學研深度融合。此外還建立了“智能制造聲援團”,對中小企業進行外部聲援,提供技術、人員、工具等支撐。
中國產業的生態建設及現實基礎
在不斷探索實踐中,一條不同于美、德、日等國的產業數字化道路已在中國初現,即由消費互聯網龍頭企業向產業互聯網領域延伸拓展為先導,以5G、物聯網、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基建”布局為支撐,以行業龍頭企業為工業互聯網構建主體,以“一個(或多個垂直)平臺+大量小而美企業”為主要架構的“平臺型”產業生態系統(如圖)。
傳統產業鏈范式
新型“平臺型”產業生態范式
這是以互聯網企業為引領的眾多企業,在移動互聯網浪潮中常年扎根中國市場探索出的中國特色“數字經濟融合實體經濟之路”,是符合經濟規律,適應中國現實需求的產業組織結構。
中國“平臺型”數字經濟產業創新生態的形成及未來發展有兩個重要的基礎性因素:
第一,互聯網規模全球領先,數字科技位于全球前列且潛力巨大。
網民連續多年穩居世界第一,5G、云計算均已進入全球領先梯隊,2019年《福布斯》發布的全球數字經濟100強名單中,互聯網平臺企業阿里、騰訊分別位列全球第10、14 位,具有帶動中小企業轉型升級的能力條件。
第二,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目錄中所列全部門類的國家。
然而近年來中小企業創新資源匱乏,創新環境支撐不足,轉型需求迫在眉睫,通過推廣普及工業互聯網應用成為加速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
基于此,順應未來場景需求,以互聯網平臺為核心“連接”眾多中小企業的產業創新生態系統已經成為中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雛型,是數字經濟時代塑造全球競爭力的重要力量。
此外,不容忽視的是,互聯網平臺企業具有天然壟斷性,如何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確保良性有序競爭、消除攫取壟斷利潤行為是發展數字經濟同時需要重點關注問題之一。
04結論
從某種意義上說,新工業革命的實質就是范式變遷。同時新科技革命意味著大量前沿技術亟待突破,是生產要素、生產方式、發展動能的“創造性毀滅”過程,也是后發國家從追趕躍遷至領先行列的“機會之窗”。
作為一場系統性變革,如何牢牢抓住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機遇窗口,不僅需要顛覆性創新和技術突破,更需要全面深化改革,著力推進人力資本培育、前瞻布局基礎研究與基礎設施、提高關鍵生產要素配置效率,破除體制障礙,孕育發展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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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標題:梁正教授等在《科技導報》發文談“數字經濟時代的技術-經濟新范式”
文章出處:【微信號:cistp2016,微信公眾號:CISTP科技政策中心】歡迎添加關注!文章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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